陈家洛 | 何谓“忠诚反对派”

有熟悉国情的评论认为这次秘会接触是北京在尝试“摸冰”而不是寻求“破冰”，形容贴切，也恰当地指出北京和香港民主派这种荒诞的关系，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有会面不代表有沟通，有沟通亦不表示有成果。不过，有人说香港需要“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我们无从得知北京方面是不是希望透过这种会面方式，或者透过拣选三两个民主派人士去北京参加9月3日的阅兵仪式，去寻找或者去塑造一些他们可以接受的“忠诚反对派”人物。笔者认为，要“角色扮演”，也需要认真地思考“忠诚反对派”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才对得住买飞入场（投票）的公众。

不难想像，在北京和自问亲北京人士心目中，在香港这个崇尚自由的地方，反对是阻止不了，所以好消息是反对是可以的，但坏消息则是反对派是否“忠诚”才是重点，而所谓忠诚就是对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及其领导层的服从，而且一个人或者党派是否“忠诚”还是要看领导人的心情了。所以，反对派是可以模仿一些亲北京却自命开明的人物试试擦边球的，只是要时刻自我警惕和被提醒变幻莫测的“国情”，要四出收风，还要肯定中联办介入香港事务，说到要挑战人大8．31决定更是想也不要想。如此一来，所谓“忠诚反对派”在本质上和“爱国论”所要求的没有分别，主旨其实就是要“听听话话”，只是用上一个较为新潮的政治语言艺术而已。

先决条件 还政于民

矛盾的是，“忠诚反对派”的说法本身来自民主政治，先决条件是还政于民，各党派在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中自由竞争，胜者执政；败者在野，反对派持之以恒地挑战当权者，组织影子政府，也得到公帑支持，针对当权者施政作出有力的监察，而且不时提出不同主张，令当权者如坐针毡，谨慎行事，选民便有真正的选择。“忠诚反对派”原来的重点在于“反对派”对民主政治的必要。Sir Ivor Jennings就认为“没有强壮的反对力量，民主本身也保不住”。至于“忠诚”的对象，其实是指对选举结果的虚心接受和尊重，说到底，公民的抉择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和道德基础，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王室明白和接受了在民主的宪制秩序中安身立命。

明乎此，除非北京虚心接受真普选，学会尊重香港人在自由开放选举中的决定，不讲“人大决定不可撼动”之类的谬误，否则“忠诚反对派”的主张其实是“中共为体，西学为用”的山寨货色，即使找到了一些“忠诚反对派”，按上文分析，也骗不了选民，注定失败收场。更令笔者不安的是，由于这“忠诚”的要求，即是须向独裁政权表示忠诚，在政治上难以令人接受，所以仍然掩饰着容不下不同意见的、狭隘的官方民族主义作为主干，最后还是回到一些国民身分认同的老问题上，“因为是中国人，所以……”，而不服从的人就被质疑“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奸细”之类。这些话表面上看是理直气壮，其实是理曲辞穷，诉诸情绪绑架的廉价手段。

提防狭隘民族主义

今年1月辞世的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就警惕我们，官方或是民间推动的民族主义和族群主义很容易令人堕入狭隘、排他、绝望的意识形态及行动方式，大大局限了人们的思考和想像空间，因而会令人无法有效地掌握当前全球一体化和区域整合过程中引发出辩证关系的复杂情况和种种意想不到的机会与挑战，做了一时“政治正确”却是累人累己的错误决定。Beck关注的固然是古今中外这些极端民粹的倾向对文明的破坏力，他更关注在今日全球化的秩序中，狂妄自大的国族论述才是死胡同。Beck认为民族主义分子把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包装成绝对主义的后果只会导致他们的判断脱离事实，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变得愈来愈偏执。

Beck指民族主义是过时也是虚伪，因为地球村本身早已超越国家和民族，特别是一些国际城市本身就有由本土到国际的多重身分和丰富的跨文化经验的优势，本来就是一个最有希望做好“思考全球，在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地方；社区、乡镇、城市、国家、国际连结并且产生“共同圈”（concentric circles）的特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行逻辑关系，反而民族主义因为其排他性其实和这些“共同圈”本身的性格始终格格不入，因而愈来愈变得矫揉造作，惹人反感。

Beck试图用“global domestic politics”去捕捉这种一环扣一环和充满风险的不确定形势，主张决策者必须秉持诚实、自省和负责任的态度去认真面对气候变化、滥用核能、欧债危机、占领运动、宗教争端、非法移民、地缘冲突、民主化、全球贫富差距等课题，承认现有制度、政策的缺陷，切勿躲在民族主义和族群主义后，掩饰自己的无知和无力感。Beck肯定了政治决策和行动的可能，讨厌“政治自残至无事可做”的惰性（self-inflictedimpotence of politics；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

香港在1997年前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城市，然而这个独特的身分在“一国两制”下被不断蚕食：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一窝蜂靠拢“一国”，官方和民间又不经大脑的随意祭出民族主义和族群主义，实在是“政治自残至无事可做”，窒碍理性的思考同时大大牺牲香港得天独厚的国际地位。香港人不是要别人看我们的面色，也不会看人家的面色，这个城市本身有丰富的集体经验和智慧去拆解问题，寻找出路，因为global domestic politics从来都是香港人熟悉的环境。“一国”和“两制”矛盾多的是，但是用“一国”压抑“两制”，或者用廉价民族主义压抑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是走错了路开错了药，已经白白浪费了18年了，近年更是变本加厉，在民主改革的议题中不断用“一国”矮化香港，当权者还不断四出制造敌人，挑拨离间。下一个行政长官任期至2022年，刚好是“一国两制”走了一半之时，与其寻找什么“忠诚反对派”，以为如此就可以处理管治危险，倒不如把握时机痛定思痛，发挥香港和香港人的特质和优胜之处，在国际社会定好香港的位置，建立和巩固公平透明的制度政策并且将视野和眼光放在2047及以后。

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本文原载于2015年8月31日香港《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