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平 | 香港青年：问题与出路（节选）

关键词： 香港 占中 国民身份认同 青年政策 国民教育

香港“占中”爆发以来，香港各界舆论都批评特区政府的青年政策出了问题，舆论主要建基于以下观察：第一，“占中”的概念本来由中年人提出，但是真正发动的则是“学联”与“学民思潮”这一群青年学生；第二，青年出来抗争，被广泛认为是他们对现状感到不满，不论是政制问题还是个人发展前路；第三，“占中”青年领袖在各个场合展现政治才干，传媒亦刻意追访其身影，打造了青年反政府反权威的勇武抗争形象；第四，“占中”导致一些青年与其家人、朋友及长辈因政见理念分歧而争执以至反目，社交网络上“断交”不绝，社会上又再响起“世代矛盾”的警号。

然而必须指出，以上都是比较表面的观察。刻下香港一些意见领袖、传媒以至特区政府部分官员，都把问题归咎于青年工作的不足，认为要在各个范畴上投放更多资源，安抚青年情绪，提振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本文认为，青年问题并非单一世代的问题，上一代青年人是这一代的成年人，这一代的青年人是下一代的成年人，这过程中除了年龄、身份的转变外，也会将这一代的意识形态带给下一代，不断传承和沉淀。因此，青年问题是跨世代问题：这一代的青年问题，源于上一代的青年问题。解决今天的青年问题，亦是要解决上一代的青年问题。

本文认为，“青年”问题必须置于香港的历史及制度发展之下讨论，但亦不能单独地研究香港历史，而必须兼顾中国内地以至全球性的特质，这样我们可以透彻地了解香港人从被殖民统治过渡至当家做主的心态发展脉络，以便寻求解决青年问题的真正办法。

香港青年问题的全球性与特殊性

当下，香港青年所遇到和面临的许多问题，并非香港青年所独有，而是全球性现象。但在回归祖国的大背景下，香港青年问题又有其特殊性一面。

（一）全球性视角

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对香港青年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产生影响：

第一，后现代主义的蔓延。在近代社会不断蔓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否定了以科学及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理性对话”和“理性审议”。后现代主义认为多元化、纷乱、不同的解释、对立的价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反对权威、反对非黑即白，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异端，非常强调个人当刻的感受和喜好；历史可以架空，道德可以相悖，正义可以抛弃，真相可以掩埋。后现代主义要的就是真诚的生命、不想有承诺与责任和看重现刻的感受。

“占中”就是一场典型的具后现代模式的社会运动。这是一场号称没有大会、只有群众的社会运动。示威者内部没有任何领袖和代表；没有组织的中心，没有一呼百应的权威。参与者的多元、机动和零散，都令执法者难以掌握。另一方面，示威者内部亦有不同主张，甚至产生分裂及内斗，令整个行动缺乏纲领。

第二，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的兴起成为后现代主义展现及蔓延的理想场域。在互联网上，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这“无中心状态”的网络社会；这里没有统一的主义，没有绝对的权威，网络用户真正做到了普及和平等参与；互联网容纳各国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环境，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造成整个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然而，这种多元价值观不单在互联网中回旋，甚或倒流至现实社会，与现实社会虚实交错，影响人类的社会行为。

互联网催生了社交网络，加上流动通讯设备的普及，使个人主义兴起。每个人都是“网络乡民“，没有谁是主体，又互为主体；主流媒体对网络乡民没有影响力，反而要运用社交媒体接触和了解这班乡民；反而乡民们合则聚，不合则散。这种匿名性质助长了道德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自我膨胀，让他们习惯对言论不负责任，个人成为自我网络道德的唯一裁判者。

是故，社交网络对“占中”有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它令一些对政府不满的公民拥有发声及协同的管道，同时又透过社交网站发放大量“占中”讯息，鼓动更多“同声同气”的网络乡民走出社交网络、直接投身示威活动。一方面令执法者难以扑熄运动，另一方面也让“占中”从社交网络流转到国际，提升运动的国际认知度和争取外部力量的支持。

第三，青年的普遍狂热心态。香港青年以至世界各地青年的心态都相类似，他们一直都在追寻心目中的偶像，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传颂他们的价值观。青年自必轻狂、好高骛远、追逐理想；他们较喜欢兴奋刺激的活动，亦好把浪漫口号及理想主义挂在口边；他们较喜欢与理念相同的同侪相聚。青年年少但求知欲强，他们愿意吸收周围的价值观，他们就像一块海绵，吸收力很强；他们也像一张白纸，向这张白纸泼上哪一种颜料，他们就会接受并且染上哪一种颜色。因此在一些讯息及别有用心人士的渲染和摆布下，这些青年容易被影响和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

第四，全球化的趋势。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化之下，城市及人才竞争激烈，新一代青年不仅面对本地竞争对手，更面临全球的竞争对手。与上一代相比，人才流动正在增加，贫富两极化、青年置业艰难、社会流动性低落，种种原因造成21世纪的青年认为新一代的竞争力逊于上一代，对未来前景的恐惧亦愈来愈大。

（二）香港青年问题的特殊性

香港青年问题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个独特性，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形势下，香港青年对未来前景的恐惧。上世纪70年代，香港人流行“四仔主义”：屋仔、车仔、狗仔、老婆/老公仔。一方面“四仔”是作为成功人士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是当代青年发奋追寻的目标。惟时至今日，香港青年未必再以这“四仔”为奋斗目标。因为全球化之下，社会环境急剧转变，香港面对的不仅是国际社会，还有毗连的中国内地。内地经济自改革开放后起飞，其中就是借助了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各项因素，并由此促进了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的GDP占内地GDP的25%；生活上，香港人也常往返内地接济亲友。回归之前是香港人富、内地人穷，导致一些香港人感觉自己是内地人的接济者、是金主。但回归之后，物转星移，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市民的财富增加，内地很多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已经超越香港，内地青年的就业前景看上去也是一片光明，内地人蜂拥来香港置业、购物，内地政府又不断推出优待香港的政策，等等。随着内地经济快速崛起，香港占内地GDP比重已经逐渐下降，现在更不到4%。

以上皆反映了香港与内地的角色已经转换，香港人的优越心态霎时崩溃。在香港青年看来，内地青年对前途充满憧憬，自己则面对内地以至世界各地青年的激烈竞争。香港青年工资中位数近十年也几乎没有变动，反映向上流动的机会愈来愈少，青年自然会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恐惧。

第二个独特性，是香港人由被殖民统治的子民变为当家做主的香港人这一身份转变。香港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她通过一个和平的方法结束殖民统治。这与其他殖民地透过武装斗争脱殖的情况完全不同。霎时的身份转变，让很多香港人手足无措，政治、经济、文化身份陷入模糊，因此需要时间适应这种身份的转变。

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出现迷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吊诡的是，参与“占中”的香港青年，很多均出生于1997回归前后，大部分更是所谓“00后”。他们没有经历过或感受过港英殖民的威权统治，没有殖民历史的记忆，亦没有见证过香港回归，却有人会缅怀殖民政权下的生活。他们对中国、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深入，但当中一些人却不喜欢共产党和中国。实际上，他们对港英殖民、共产党及中国的认识可能只限于书本、老师、家长或前辈等途径，其心态承袭了上一代人的大香港主义（要比其他人风光）、小岛心态（排斥外地人），也同样地对中国及共产党不怀好感。

香港青年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反对主流、反对权威、反对制度，但他们崇拜偶像，主动承袭上一代人的意志；他们求知欲强，喜好吸收知识，他们可以举出海量的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却情愿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对中国国情及信息置若罔闻，甚至不由分说地拒绝接受中国的正面信息；他们反对“港独”，并且排斥“港独”，不让一小部分“港独”人士骑劫、分化“占中“，却希望香港在文化上独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与中国内地区隔，认为只有这样香港青年才会有前途，生活才会有安全感。他们忽略了无论是在主观（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抑或客观（全球化）的现实下，香港与祖国都必须要走得更近。

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往往不止一个，我们不能狭隘地将社会问题归咎于青年反叛或政府施政不力。百多年来，香港人对政治冷感，未曾出现重大的反殖民主义或独立运动，仅只在1966及1967年出现青年的大暴动，归根结底得益于港英政府“去中国化”及“去政治化”工作，消弭了民间的民族情绪。直到20世纪80年代“九七回归”议题引起社会激烈辩论，港英政府的民主政制才于此时姗姗来迟。有人误以为殖民政权在香港回归前忽而醒觉并赋予香港人民主，但实情是，殖民政权下香港人只是殖民统治地子民，他们应该争取的本不应是民主，而是反殖。

港英殖民政权成功抽空了香港人的反殖意识及民族意识，这做法正正影响了近年一些本地老师和父母的素质，这批成年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殖民式教育，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多，甚至可能存有坏印象，影响到他们的教学、教育方法和教授内容，引导现今一代青年学生对祖国保持中性甚至负面的观感，甚至斩断他们与祖国的关系。所以，当社会要求香港青年涵养国民意识，这与青年一直以来从长辈身上学到的意识形态产生激烈冲突，再加上别有用心人士的推波助澜，“反共”、“港独”之声由此而起。

解决青年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解决香港目前的青年问题，促进其对国家认同，需要从深入了解青年真实需求、拓展与青年沟通的方式方法入手，不断为青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负责任的青年教育机制，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了解青年真实需要，拓展与青年沟通的方式方法

随着香港与内地在多个范畴上的往来日益频繁，香港社会对青年的期望亦侧重于两文三语、领袖才能、是否勤劳、有责任感、积极进取等等。较旧的说法，是希望“青年”成为香港以至祖国的未来栋梁。社会以旧一代人的期望强加于新一代人身上，但事实是新一代人未必认同。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上，青年希望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事业上，他们渴望有发挥理想的公平竞争空间；社会上，他们认为自身在社会上的角色，不应停留在“接受服务者”或“社会未来接班人”的层面，而应是现今社会上的积极参与者、勇于承担的公民；心灵上，他们希望获得更大的安全感。

成年人亦必须反思，社会是否有针对青年的需要提供适切的环境、培育和支持，令他们能在有效地满足社会对他们期望的同时，也能满足他们对社会的期望。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搞了很多新潮舞会、大型暑期活动，贴合了当时青年发泄精力的需要。到了21世纪，我们还需要举办舞会去讨好青年吗？不断成立青年组织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内心吗？以往“行政吸纳政治”的方法在今日又能够笼络他们吗？还是说，作为成年人的我们，要学懂放低身段，以一种非家长式的口吻，用青年之间流行的语言，去讲他们听得懂的道理？要增强香港青年的国民观念，固然需要为他们提供接触祖国的机会，但如果我们对如何接触青年都苦无办法，又如何开展之后的工作？

（二）增进青年国家认同的若干制度反思

在如何增进青年对国家的了解与认同方面，有诸多现有制度是值得反思的。以申领身份证为例。身份证是作为一国公民身份认同的非常重要的象征，一般香港成年人都既有香港身份证，也有往返内地的通行证，俗称“回乡证”。笔者曾经持续地进行一个调查，问有多少香港青年拥有回乡证？答案是1/3，甚至有时候只有1/4被访者有回乡证。没有回乡证就不能够回内地，那如何鼓励这班青年接触内地、认识国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有可能是他们本身没有回内地的愿望，但也有可能是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现在香港人申请回乡证需要在中国旅行社办理，5年期回乡证收费港币260港元，10年期回乡证收费港币390港元。这非常奇怪。按道理说，回乡证是每一个香港人必须要持有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什么香港人可以免费申请成人香港身份证，但作为中国人证明的回乡证却要付钱办理？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在香港青年18岁的时候，免费给他们一个回乡证，证明他们中国人的身份， 就像证明他们是香港的居民一样。甚至当局可以免费给他们一张往返广州和香港的火车票，让他们有一个身份、有一个途径去接触祖国，对他们潜移默化及加强国民身份的认同。

亦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建议香港青年可以服兵役以及到内地当公务员。事实上，香港人参与军队训练有史可寻。港英政府在1854年已经成立了皇家香港军团（俗称“义勇军”），召募香港市民参与从军。成立于1952年的民众安全服务队，也是港英政府仿效英国政府的防空救护队而成立的本地制服团体，担当备战民防单位的角色。笔者认为，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香港人在当家作主的同时，也应拥有中国人的光荣身份，让他们通过参与解放军训练或在内地担任政府职位，以直接参与国家建设来认识国家，这都是作为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三）为青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然而，青年教育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政府的青年工作只是公民教育及国民教育的其中一个章节，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将这些工作推而广之，要持之以恒地面向整个社会，渗入各个阶层。如前文所述，青年的偶像、青年的学习对象，通常都是他们最容易接触的人或媒介，这必然是家长、老师、传媒以及青年领袖和团体等。青年受到上一代价值观的赋予，接受他们成为自己的偶像，他们长大成人后，都以偶像的“真”为“真”、偶像的“善”为“善”、偶像的“美”为“美”。比如，偶像不喜吃辣，认为辣的东西不好吃，他的粉丝就理所当然觉得“辣“也不是好东西；祖辈从内地落难赴港，对共产党不满、有意见，在这个家庭长大的孩子，内心条件反射般地对共产党纠结、有情绪。上一代人的爱恨情仇、喜好厌恶，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下一代。祖辈的言传身教如是，学校里老师的教导亦如是。老师日日传授学生他所认同追求的“真理”与“价值观”，却不管这“真理”是“理性批判的自由主义”，或是“爱国不需理由的民族主义”。

而香港媒体更在助长社会意识形态的持续对抗。一方面，香港不少媒体积极渲染中国的负面印象，选择性抽取报道一些中国的负面消息，以哗众取宠的报道方式扭曲中国情况，阻碍香港青年了解中国的真实面。另一方面，媒体的“造神运动”，将激进领袖和“90后”青年推往示威行动的最前线，透过他们慷慨激昂的文宣口号来宣扬政治主张。这易于策动一批同年纪的、同样是追逐理想、把浪漫口号及理想主义挂在口边的香港青年，一起去反政府、“做大事”。

公民教育及国民教育，都是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我们不应掉以轻心，以为香港青年接受了这些教育、参加了相关活动后就能够一劳永逸：香港人身份认同危机可以销声匿迹，教育工作可以偃旗息鼓。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并非单一体现在今日“占中”的香港青年身上，也体现在对青年影响至深的家长、老师、传媒、社会领袖等各个社会利益持份者的身上。公民教育或国民教育不仅是一场青年教育，也是跨世代的、全民性的国民教育，从认识国家到爱护国家，是一生一世的、漫长的过程，是需要反复加强的过程，要政策的全方位推动、上下支持，也要推动者发挥愚公移山的坚毅精神。

作者简介：何志平，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原局长，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本文原载于《港澳研究》2015年第1期